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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不得不说的历史真相——我们所经历的21—715核试验(李荣业 王方欣)  

2016-11-04 20:20:16|  分类: 历史回顾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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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的历史真相——我们所经历的21—715核试验(李荣业  王方欣) - 铁道兵kg7659 - 铁道兵kg7659
         不得不说的历史真相
  ——我们所经历的21—715核试验
                李荣业  王方欣

  1979913在罗布泊核试验场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但由于飞机投弹后,牵引弹体的降落伞没有按程序打开,导致了氢弹急速下落,引爆程序还未启动就已摔落在地面,猛烈的撞击引爆了弹体内的炸药,产生了化爆,将整个氢弹弹体炸得粉碎。试验失败了!

基地工程兵用推土机把那颗不幸的氢弹就地掩埋了,又在上面浇筑了一个厚厚的水泥壳,人们把这个水泥壳称之为“氢弹之墓”。

本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职业操守,当年曾参与事故处理的国防科工委作试部、核工业部有关领导、基地核试验指挥部的有关人员出于保密原则都保持了沉默。而对当时失败原因的分析,事故发生后的应对处理的有关总结材料也都尘封了起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国两弹一星取得的辉煌成就,使我国的国防空前强大,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时至今日,一些当年严格保密的核试验情况,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许多尘封的历史,渐渐剥去了神秘的面纱,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有鉴于此,作为那次试验的现场组织指挥人员和直接搜寻事故核弹的亲历者,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将我们所经历、所知道的有关情况予以披露,以作为对该次重大试验事故的真实交待。

这次氢弹试验基地代号为21-715。设计当量10万吨。记得试验目的之一是兼顾满足全军对核爆炸现象参观见习的需要。为此,军委、总参谋部组织了1500人大规模参观,其中军以上干部300多人(这是历次试验所未有的),由李达副总参谋长挂帅带队。分别集中在兰州(乘火车)和西安(乘飞机300人)前往基地进场区参观。此外参加试验人员还有3500人左右。共安排九个测试项目,规模中等。

我们基地司令部作试处共安排七人参加这次试验的组织指挥工作,分别是周夫有处长,王生新、张妙根、张枫林、刘景致、李荣业、王方欣参谋。其中张妙根借调总部兰州参观工作组;张枫林负责西安参观人员中转联络工作后与其余几位参谋共同参加场区指挥部作试处工作。李荣业负责组织计划工作,王生新负责效应工作,对口各效应大队。刘景致负责外勤。王方欣负责绘制试验用的各种图表,并协助其他参谋的工作。

国防科工委在场区的最高首长是陈彬主任。基地主持领导场区指挥部的最高首长是张志善司令员。指挥部指挥组的首长是基地朱平参谋长。

按照试验的总体进度安排,一九七九年八月上旬,由基地司、政、后机关联合组成的21-715核试验场区指挥部在7号场区720完成开设。各参试单位也相继进、转场完毕。其中包括空军指挥所,执行投弹任务的空军航空兵第36师轰六机组及其保障人员;二机部九院、三机部以及纺织部第520厂的弹伞装配及其有关人员进驻到马兰场站;基地研究所测试和技术保障人员;二机部九院的相关人员;基地诸勤务保障单位以及各军兵种效应试验单位也相继进场并按计划展开现场准备。

时至九月上旬,各系统各单位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测试控制仪器设备状态良好,投弹飞机训练成绩优秀,弹伞结合正常,效应物完成准备,诸勤务保障工作也完成了训练和准备,氢弹爆炸装置在厂准备工作正常,可按期出厂。

现场准备工作的良好状况,特别是经过多次全场综合预演的全面检验以及全部参观人员的进场,标志着试验即将转入爆炸实施阶段。

根据气象预报,经试委会研究报请国防科工委批准,21-715核试验的爆炸日期定在913日,“零”时为15时整。

1979912入夜,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第二天就是“零”日了,简陋的场区指挥部院内一片灯火通明。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基地司令员张志善,参谋长朱平,国防科工委作试部高建民部长都相继来到作战试验处,这里也是场区指挥部的作战室。首长们和每位作战室里的同志握手慰问,首长们说,这次试验不同寻常,总部为了让部队体验核条件下的现代战争,组织了全军1500多名师以上干部以及地方人防人员上千人观摩参观,由李达副总长带队。参观人数和规模都是历次试验中最大的。一再嘱咐我们,要精心组织,精心指挥,把工作做到实处,确保万无一失。首长们让我们抓紧时间休息,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应对明天的现场指挥。但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我们谁都没有去休息,而是在处长的带领下,又仔细地将每个人的工作分工反复地梳理起来。

13日凌晨5时,王方欣参谋首先出发去距离这次试验预定爆心11公里的地方开设安全撤离检查站。这是我们作试处的一项重要工作,汽车团派出两辆越野卡车配合任务的完成。安全撤离检查站的任务是:掌握“零”日“零”前进入爆区进行有时效要求的效应物如动物等布点的单位项目情况,监督和帮助布点人员按时完成布点任务,准时撤离爆区,确保试验按时进行。随着效应一大队(总后)布放效应动物的车辆通过撤离检查站开进场区,拉开了这次氢弹试验爆炸实施阶段的序幕。随后,各效应大队和21所“零”前布放有时效要求的效应物和测试仪器的人员车辆纷纷通过安全撤离检查站向爆心方向开去。炽亮的车灯不时地划破夜空,寂静的核试验爆心区顿时苏醒了。

10时左右,进爆区布放效应物和测试仪器的所有人员完成任务后都已撤出,王方欣等人把电话线收拾好,以备爆后开设安全检查站使用。然后驱车赶往“零”时指挥部。

这次试验的综合安全边界为距爆心26公里。据此,“零”时指挥部和参观场的位置选定在爆心西26公里的一处高台上,距离道路和参观人员驻地仅有不足两公里。行动方便,便于组织,参观场取名为青草坪。

 能容纳上万人的青草坪彩旗飘舞,正前方竖立着一排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用红底白字写着“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大型标语。在靠近指挥帐篷的一大片空地上,整齐地摆放了几百张行军椅,那是供这次参观的各大军区首长们使用的。

“零”时指挥部开设在参观场西侧约100米处。三组帐篷南北方向一字排开。中间一组最大,是主指挥帐篷;南侧一组稍小,是防化、工程、后勤等勤务保障帐篷;北侧一组大小与南侧相同,是报知报时广播帐篷。三组帐篷相互间隔不足十米,门口相对,便于互相联络。这在几天前就已经搭建完成了。

主指挥帐篷内,面向爆心的一侧(东侧)整齐地摆放着好几张行军桌,每张行军桌上分别摆放着对讲机、电话机,每部电话前放置着不同的名牌,如北京、主控站、遥测站、空军指挥所、气象、通信、雷达、勤务等。帐篷的西面墙上,挂着《21715核试验实施部署图》、《21-715核试验测试布点图》和《21-715核试验效应布点图》。帐篷中央是由多张行军桌拼成的会议桌,桌上铺着绿色的军毯。上方横梁上悬挂着一个高频扬声器,是专门用来收听投弹机组一些重要信息的,如“转弹上电源”、“脱钩”等信息。这个帐篷是供“零”时指挥部现场指挥的作战室。帐篷内的指挥设施,是由我们作试处在后勤保障组协同帮助下凌晨布置完成的。

按照分工,指挥部内已经各就各位,秩序井然。作试处周夫有处长负责北京国防科工委机关对讲;李荣业负责与主控站遥测站对讲;其余人员负责指挥勤务;通信、气象参谋分别值守各自的电话。

国防科工委陈彬主任,基地张志善司令员,胡若嘏政委,程开甲副司令员,朱平参谋长,国防科工委作试部部长高建民,核工业部副部长李觉等首长们也都已经到了,此时,都围坐在会议桌前交谈着。程开甲副司令员没有参与谈话,而是独自坐在一旁,在用简易计算器(当时尚属新鲜计算工具)演算着什么。(据我们所知,每次空爆试验,程开甲副司令员都要根据各次不同的核试验当量以及现场不断变化的高空风风速,演算核爆冲击波波峰追上风速即“聚焦”的时间,以确定投弹飞机投弹后能否避开“聚焦”,确保安全。这时,他演算的估计还是“聚焦”问题。)

此时,基地的所有参试单位人员以及各参试的效应大队人员已全部进入了参观场,整齐地坐在指定的参观位置上。担任这次氢弹试验防化侦察任务的济南军区防化团的十几辆侦察车已经按编号顺序停靠在参观场旁边的通京路上,防化人员已经全部穿上了防护服,全副武装地守候在侦察车旁,只要一声令下,就可冲向爆心。紧排在防化侦察分队后面的是执行“零”后回收取样任务的21所以及各效应大队的回收车辆、人员。

总部组织的大规模参观人员也已开始进入参观场。参观人员都携带着一万倍数的护目镜。参观场顿时热闹了起来。

广播喇叭里播放了一阵乐曲和歌曲之后,女广播员用悦耳的声音介绍着有关参观的注意事项和核防护的有关知识。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全场人员沉浸在激动和等待之中。

指挥部帐篷里面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每个桌上的电话铃声都在不停地响起来。参谋们则按不同的分工在忙碌地接听电话。对讲机里不时地传出各参试单位的工作状态报告:气象监测,720主控设备,雷达跟踪等,都隔一段时间报告一次工作情况。

按照既定的投弹飞行方案,投弹飞机于“零”前40分钟从马兰机场挂弹起飞了。20分钟后飞临场区上空,当广播员兴奋地把这一消息告诉大家的时候,全体参观人员都仰起头注视着投弹飞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飞机自西向东要三次通过靶标,第一次进入时实施初步瞄准;通过靶标后即右转弯再自西向东重新进入,实施精确瞄准,并根据最新气象数据调整核弹气压引信数值(目的是确保准确的爆炸高度),通过靶标后重复第一次转弯进入航线;第三次进入时实施投弹,氢弹出舱后飞机就该迅速返航了。

零前5分钟,按照广播通知要求,全场人员佩戴好护目眼镜。顿时整个世界有如夜幕降临。此时,作为曾参加过多次核试验组织指挥工作的我们,除了临近爆炸前常有的生理性兴奋紧张外,更多的还是沉着和自信。因为多次试验都是这样过来的:充分认真的准备,反复的调试、演练,最后等待我们的总是试验的圆满成功。近万人的参观场顿时安静了下来,大家戴着护目镜,屏住呼吸向爆心方向望着。用于接收投弹动作信号的高频扬声器发出的喀喀的噪声,显得格外清晰。在接收到“转弹上电源”和“开仓”信号后,随着一声明显变频的蜂鸣声的出现,我们明白核弹已经脱钩投下。

随即,报时员开始报时,所有人员也在心里默念着:“十,九,八,七,六,五,四”,报时员报到这里突然停住了,但参观场的人们仍在默念着:“三,二,一,起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氢弹并没有按人们的指令爆炸!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爆心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强烈闪光、巨大火球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以及激烈翻腾的蘑菇云!连接北京的对讲机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询问声:“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啊,怎么回事?氢弹为什么没有在预定时间内爆炸?整个参观场鸦雀无声!人们站在那里,谁都不敢摘下护目镜。指挥帐篷内也同样鸦雀无声!此前曾一遍遍地模拟演练整个试验过程,但谁也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终于在核弹脱钩50多秒后,我们收到遥测站报告“遥测信号消失!”李荣业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个报告的可怕含义,依然机械地复诵了一遍“遥测信号消失!”。周处长也如实地向北京转报了“遥测信号消失!”的同样内容。按照通常做法,我们机械地向遥测站下达了“继续监测”的指令。

几分钟后,作试处参谋张枫林大声提醒道:“是不是派人进去呀!”这一喊声立即惊醒了所有的人。国防科工委作试部高建民部长率先举手说:“我去!”,随即,核工业部李觉副部长和基地司令部参谋长朱平也都要进去,王方欣作为作试参谋也大声说:“我去!”人员很快就定了下来,第一批进去的人就是率先表态的高部长,李觉副部长,朱参谋长和王方欣。临行前,首长们交代,里面情况不明,不要贸然下车,前面要由防化侦察车开路。只要摸清了情况就立即赶回来。

王方欣参谋赶紧到防化用品发放处领取了四套防护服,分别给了三位领导每人一套,当他正准备穿防护服的时候,负责送他们进场的司机说:“我的呢?”此时,王方欣才意识到少领了一套。他赶紧把自己的防护服给了司机,让他穿上。这辆车就是凌晨配属开设安全撤离检查站的那辆北京吉普车。由于时间太紧已经来不及再去领了。于是王方欣没穿防护服就上了吉普车。高部长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李副部长、朱参谋长和王方欣坐在了后座上。当他们的车离开参观场驶上通京路的时候,济南军区防化团的两辆防化侦察车也启动了,他们的车在首长们的前面侦察领路。其他的防化侦察车也都跟了上来。

车队沿着“通京路”急速地向爆心驶去。摆放在通京路两旁的各种效应物不断地被甩在了车后。高部长他们的车内大家都端坐着,眼睛注视着前方,谁都没有说话。王参谋后来说,他当时就在想氢弹为什么没有爆炸?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颗硕大的航空炸弹横躺在爆心,尾部还连着一堆白色的降落伞。这种念头挥之不去,一直在脑海中盘旋。以至于他在进入爆心一带时,眼睛一直盯着地面,寻找那颗想象中带着降落伞、横躺着的氢弹。

同车的李觉副部长神情凝重,可能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氢弹没有爆炸,是氢弹核反应装置出现了问题?还是弹上引爆系统发生故障?或者是降落伞出现异常?他的心在隐隐作痛,无论如何,氢弹没有爆炸就意味着失败。这可是多少核科研工作者用心血完成的又一新成果,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还没有绽放光华就突然夭折,这种结果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高建民部长和朱平参谋长同样表情严肃,眼睛始终注视着前方,谁也没有开口说话,他们想些什么不得而知。也许他们什么也没想,只是急切地想找到那颗没有爆炸的氢弹!

司机叫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是东北人。他打破了沉默,说:“咱们这么往里走,那颗氢弹会不会突然爆炸?如果突然爆炸了怎么办?”他的问题使车内的人一愣。是啊,氢弹会不会突然爆炸呢?当时他们要求挺进爆心的时候谁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此时司机一提,他们也不得不考虑这个后果。高建民部长回答说:“不排除这个可能,因为我们还不知道造成氢弹没有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出现点火延迟的故障,那么就有突然爆炸的可能。”司机说:“如果突然爆炸,咱们不都得牺牲了吗?”高部长说:“是啊,这可是一颗氢弹,十万吨级的,落在地上,如果爆炸,不光咱们性命难保,就是参观场的人员恐怕也会受到波及!”王参谋当时就想,首长就是首长,在这关键的时刻,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整个场区的安全!此时,再谈论个人的安危已经毫无意义!既然已经选择了献身科研事业,那就要义无反顾的往里冲!

整个车队像一把利剑一般插向爆心!其气势一点儿都不亚于年初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的进攻态势!这不也是一场壮烈的战斗吗?面对生死未卜的前程,整个车队的选择就是前进!前进!王方欣不禁对在他们车前车后的济南军区防化团的官兵们肃然起敬,他们何尝不是核试验事业中的勇士!有这样一支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军队,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能挡得住我们!这时,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一种能为核试验事业献身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转眼之间,车队到了环绕爆心修建的二环路,领导们的车超到了最前面,示意整个车队停了下来。然后王参谋下了车,来到第一辆侦察车前面。这时济南军区防化团副参谋长李铁男走下车来,王参谋向他们简单地下达了任务,一是在目前停车的地点设立警戒哨,不允许任何车辆和人员进入爆心;二是将其余的车辆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向不同的方向侦察寻找。在寻找中特别注意三种情况:一是和降落伞连在一起的核弹弹体;二是半截插入地面的弹体;三是翻出新土的弹坑。这是刚才在车上时领导们分析的三种可能出现的状况。

济南军区防化团副参谋长李铁男很快对防化侦察分队做出了安排,每两台车为一个小组,从不同的方向逐渐向爆心集中展开侦察。副参谋长李铁男亲自率一台车在首长们的车前面开路,按照指定的方向,沿外环路逆时针地从外围向里逐渐缩小范围开始了仔细地寻找。吉普车缓慢地行驶着,高部长,李觉副部长他们眼睛始终高度集中地注视着车窗外,仔细观察着每一个可疑的物体和地貌。一遇到可疑的迹象,就让司机鸣笛示意前面停车,由防化侦察车用探测仪探明核污染情况,如无异常就继续前进。就这样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整个车队集中在了爆心,防化侦察车所有的防化探头都没有发现高出本底的核污染数值。除了在靶标西南方向距爆心200多米的地方,发现一枚完整的没有回收的训练航弹外,在有限的侦察范围内没有发现哑火氢弹的任何踪迹。事后得知,由于氢弹是化爆,没有产生核反应,放射出的射线是甲种即阿尔法射线,乙丙射线极其微弱,防化部队装备的乙丙仪根本测不到。所以,即使是从化爆的弹坑旁边经过,靠仪器也是发现不了的。高部长和李觉副部长决定先返回“零”时指挥部,指示防化侦察分队就地待命。

再说地面寻找车队出发以后,指挥帐篷内又陷入沉寂之中。时间和空气好像凝固了一般,片刻之后,张枫林参谋提议背向爆心将护目镜摘掉。他的提议得到无声的响应。

当人们重新回到光明,对发生的情况仍一无所知,只有挂在帐篷上的高频扬声器仍然咔咔作响。这时,张志善司令员召集指挥部成员迅速议定,通过空军指挥所指示投弹机组从空中观察靶标情况。机组很快报告了观察结果:在靶标方向发现黄色烟尘。

此时,程开甲副司令员在指挥帐篷内,神色凝重,来回地踱步。当得知机组报告内容后,便不断自言自语地说:“化爆咧,化爆咧!”同时迅速在简易计算器上快速运算起来,并很快给出了飞机投出的氢弹落点:大约在靶标东侧七公里左右。

据此,指挥部决定:除了已经挺进场区的防化侦察分队实施侦察搜寻外,再派出直升飞机实施空中搜寻。指示下达后,直升飞机很快从201机场(据零时指挥所约20公里)飞抵“零”时指挥部待命。张枫林参谋首先请求登机搜寻。

直升飞机很快凌空朝现场飞去。大约半小时后,直升飞机返航降落在“零”时指挥部。据张参谋报告,在靶标西南方向200多米的地方,发现一枚完整的航弹。经研究分析,指挥部认为可能是没有回收的训练弹。经电话查证,使我们的分析得到证实。地面侦察也杳无音讯,事故现场仍然没有找到。此间,李达副总长、陈彬主任都曾到过指挥部内,板着面孔,一言不发,更使我们多了几分压力。

因此,指挥部决定直升机再次起飞实施空中搜寻。这一次李荣业参谋主动请缨执行这次任务,刘景致参谋,防化处吴克参谋,还有两位防化侦察兵也一同前往。他们一行五人,准备好地图和望远镜便直奔直升机而去。巨大的螺旋桨不停地旋转着,就像一匹即将奔赴沙场的战马,急切地等待着出征的号令。

利用前往登机途中的短暂时间,李参谋向几位战友明确了以下要求:一、两位侦察兵同时监视仪表指示,一有异样立即向李参谋报告;二、如果发现目标,不管剂量大小,决不可直落地面,以防不测;三、与机组的联络由李参谋负责。

登机后,李参谋用地图向机组简单交代了搜寻飞行方案,即由靶标南侧两公里向东进入六公里左转弯向西折返,依次来回向北地毯式梳理搜寻。要求机组指定一人倚跨于进入驾驶仓的竖梯上,作为李参谋与机组之间的联络员,沟通协调有关行动。同时他们几位搜寻人员也做了简单分工:吴克参谋和一名侦察兵负责左侧两个窗口,李参谋和另一名侦察兵负责右侧窗口,刘景致参谋则俯卧着从机舱地板上的窗口垂直向下观察。

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螺旋桨飞快地转动起来,直升机猛地一下升空了,朝着爆心疾速而去,很快就飞临搜寻空域,并按预定方案展开搜寻。不长时间,大概是第二次向西折返的时候,吴克参谋来到李参谋身边,由于飞机发动机的噪声太大,他贴着李参谋的耳朵大声喊着告诉他,侦察兵发现可疑目标,要他查证。透过窗口,李参谋发现有一片抛射飞散状土黄色地表与周围地貌明显不同,周边还有少量金属残骸样物体,较远处还有一大块黑色碳化样物质。这使他很自然地联想到那肯定是降落伞燃烧后留下的痕迹。当时李参谋以十分的把握断定:它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目标!

随即李参谋便要求机组降低高度,进一步盘旋观察,并将其位置准确地标定在地图上,弹坑位于预定靶标正东略偏北5公里处。与程开甲副司令员给出的地点非常接近。据此他们决定立即返航。

直升机返回参观场,刚一落地,他们几个便鱼贯而出,直奔指挥部帐篷。对着地图,李参谋向首长们十分肯定地报告了弹坑的位置。指挥部决定全场人员立即全部撤回到原驻地。此时高建民部长,李觉副部长,朱平参谋长已经从爆心返回了“零”时指挥部,王方欣参谋则被留在了安全检查站的位置,负责爆心地区的封闭戒严,未经允许任何人员和车辆不得进入爆心。这时周处长指定李荣业和刘景致参谋陪同张司令员同车前往现场,实地查证落实弹坑位置。

张司令的司机姓滕,1970年年底入伍的山东籍老兵,敦厚寡语,技术老道。大约半小时左右,张司令一行便顺利到达预定地点。他们将车停放在海军效应物051驱逐舰上层建筑的南边,东距7112工号大约200米。张司令员在两位参谋的陪同下下了车。

凭着空中观察的记忆,不必实地标定地图,仅靠望远镜他们就迅速捕捉锁定了弹坑的位置。张司令员也亲自用望远镜进行了观察。弹坑就在他们正南方近百米的地方。他们大体处在弹坑的侧上风方向,有利于他们的安全。

此时他们设法联络在他们北边几公里外仍在实施侦察搜寻的十几辆防化侦察车。由于当时情况紧急和条件所限,他们没有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唯一可用的就一面三角形红色小旗。刘景致参谋便登上身边的海军效应物051驱逐舰的上层建筑(约三层楼高),用小旗引导防化侦察车向他们靠拢集中。果然不长时间就有车辆赶到。首先到达的是八大队(总参防化兵部效应单位)的车辆,他们是在济南军区防化团侦察未果的情况下,与基地防化团的防化侦察车奉命同时进爆心驰援的。在向他们交代了弹坑位置后,李参谋要求他们绕到弹坑西侧(上风方向)向东对弹坑实施辐射侦察测量。

按要求,侦察兵手持探棒,胸挎仪器,迅速向前推进,很快到达弹坑位置后回撤报告:没有侦测到辐射剂量(前面已经提到,因为化爆的原因,氢弹没有产生核反应,乙丙两种射线极弱,防化兵配备的乙丙仪自然测不到辐射剂量。必须用阿尔法即甲种射线测量仪器才能测到)。尽管如此,我们对弹坑位置的确认丝毫没有动摇,坚信不疑。

随后济南军区防化团以及基地防化团的大部分侦察车辆相继赶到,其中基地防化处郭震处长也来了。李参谋请示张司令员后,向郭处长简要介绍了弹坑及其侦测情况,并向在场全体人员宣布,现场侦察搜寻工作由郭处长全面负责。随后,便陪同张司令员一起撤离爆心返回。回到指挥部的时候已是快开晚饭的时间了,天色还挺亮的。

晚饭后,指挥部召集工程处、防化处、气象处、后勤部,汽车团连夜开会并邀请二级部的领导参加会议,研究事故现场的下一步处置措施。会议决定:一、二机部通知九院迅速连夜将阿尔法测量仪器从马兰调送进场,对弹坑现场污染进行测量,以便确定弹坑的具体位置和范围;二、气象处密切监视气象变化情况,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防止和减少不安全因素(已预报次日地面风风向风速可能改变和加大);三、汽车团组织运水车配合防化洗消喷洒车做好污染区域喷洒作业准备。会后各单位分头安排,指挥部一夜无事。

次日拂晓34点钟,九院阿尔法测量仪器运抵场区,并迅速展开了实地测量。九院退休“核武老人魏世杰”(老刘)2011322日在他的博客中撰文讲述了他与九院同事罗元璞用阿尔法测量仪三进弹坑区测定化爆氢弹弹坑的惊险经历。使我们在事故发生三十多年后才得以知悉那次九院测定弹坑的详细过程。

他在文中披露:1979914日(零日第二天)凌晨时分,他在7号场区九院的驻地,睡梦中被从马兰连夜赶来的九院同事罗元璞叫醒,接受了和罗同时从马兰赶来的邓稼先院长交代的,用阿尔法仪测定氢弹化爆弹坑确切位置及范围的任务。随后,他和罗元璞在邓院长的注视下,由基地司令部派出的向导引领下出发赶赴核试验爆区。一路上,作为研究核武器的两位科技工作者分析,核弹落下后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核弹完好,那最好。但要是他们进去干扰了它突然发生爆炸,他们都会被立即气化,到时会不会追认为烈士呢?(这是一种非常悲壮的假设);第二种情况弹摔裂了,那钚肯定要泄漏出来;第三种情况是核弹化爆了,那钚的污染就更严重了,这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但实际上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在基地向导的引领下(这个向导实际上就是张司令员的司机小滕),他们到了直升机发现的弹坑附近。打开仪器两人成V字形分别向弹坑方向测去。不一会儿,仪器就发出了“叭,叭,叭”间断 的响声,而且越接近弹坑这种间断的声音就逐渐连贯起来,终于变成了“呜---”的长鸣声了。他们发现,这里空气中钚气溶胶浓度已经超过钚的导出空气浓度的(DAC)数万倍以上。在地面上看到已有一层薄薄的尘土和爆炸后的弹体碎片。这表明核弹己经爆炸,并且离弹坑(爆坑)已经不远了。他们知道,离弹坑愈近,钚放射性气溶胶的浓度也愈高。再往前走,仪器很可能会因超量程而损坏。实际上,仪器侦察功能己经完成,为避免受损,他们关掉了仪器,用手电照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迈进,终于来到了弹坑边。经目测,弹坑大概有一米多深,弹坑的直径大约有十多米,弹坑里还留有爆后的残骸。弹坑周围,没有看到降落伞,不远的地方有较大的弹片。   

经他们检测确定污染范围为:以弹坑为中心,西南-东北方向直径100米,西北-东南方向直径80米的椭圆形区域。

这以后,他又两次到过弹坑旁。

据高建民部长说,找到弹坑后,邓稼先院长陪同二机部有关领导来到弹坑前,他不顾大家的劝阻,蹲在弹坑边上,眼里满含着泪水,用手不停地翻动坑土,反复的喊着:“我的钚239啊!”似乎想从土里把粉碎的核原料都找出来!可此时,谁还能分得出哪是尘土哪是核原料!他能不心痛吗?一次就毁掉了这么多的钚239,这可是不知要耗费国家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才提炼出的比黄金还要贵重不知多少倍的核原料啊!而且,为了这次试验,九院的科技人员又不知付出了多少宝贵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所有的这一切,全都葬送在眼前的这个大坑里!同来的领导和同事们硬把他从弹坑边拉了起来。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后来得知,1986年,他因罹患直肠癌而英年早逝!

同日上午,根据测定的污染范围,指挥部跟进召开会议,研究弹坑现场污染物处置措施。并形成以下方案即:将污染区域内地表10厘米土层全部推起堆积后,作三油两毡加筑围墙封闭处理,以防污染物随风雨条件流动扩散。并作出永久污染区标识(据说在经上述方案处理后,还做过再次加固处理)。

就在基地报告北京,即将进行推土掩埋施工的时候,九院向场区指挥部提出请求称,朱光亚副主任指示要将现场的残余核原料回收后再进行推土掩埋施工。因九院难以派出人员回收,特请指挥部协助安排。记得场区指挥部好像是安排防化团来完成这项回收任务。但具体是如何组织实施的,核原料有没有回收,由于我们没有参与这项工作所以也就不得而知了。

找到氢弹化爆弹坑后,场区指挥部组织所有的参试和参观的人员全部很快地撤出了场区。通往7号场区的几个哨所承担了720空爆场区的戒严任务。未经司令部允许,任何人不能进入。

出场后不久,司令部安排了王方欣参谋和另外几个参与寻找核弹的有关人员到546医院内二科住院观察。经过十几天的观察检测,未发现血象等方面的身体异常。其实,身体如果受到核辐射,短期内并不一定能够显现出来。

大部队撤场后,化爆的氢弹弹坑就地掩埋的艰巨任务就交由基地工兵124团来完成。据参与施工的有关人员回忆:124团的工程机械连和四连担负了掩埋和封盖任务,另有一个汽车连配属施工。两个连队轮番上阵,工程机械连开推土机的两位战士,就在推土机前挡块铅板,将与核原料混在一起的泥土集中堆起来,四连指战员在上面浇筑了一个厚厚的半圆形的水泥壳,就像一个巨大的坟墓,所以人们以后就把这个水泥壳称之为“氢弹之墓”。在这个水泥壳的旁边竖了一个水泥浇注的碑,上面镌刻着“永久沾染区”五个大字。听说124团当年参与施工的指战员们人人都是三等功。掩埋弹坑任务结束后,他们被集中送到部队的546医院进行了健康观察。以上这些情况是我们从网上的有关文章上得知的。

事后,国防科工委在天津曾经组织过专门会议,参加这次试验氢弹制造的二机部、三机部和纺织部有关专家分析事故原因时认为,在这次试验中,由于氢弹上用于限制降落速度的降落伞没能如期打开,致使弹体失去控制,受重力加速度作用的氢弹急速下降直落地面,弹体内的炸药在触地时发生了爆炸,将整个氢弹炸得粉碎,氢弹内的核装置也被完全破坏,核原料被炸成了碎末和坑土混在了一起,造成了这次氢弹试验的失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降落伞没能如期打开呢?

二机部、三机部和纺织工业部与会人员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就是无果而终,不了了之,终成历史之谜。但是为了尽量减少读者的疑惑,我们愿意将有关看法呈现给大家。

在此之前,先对空投方式核试验的核弹与降落伞的结合以及空地协同(核弹与地面测控系统间的协调配合)的问题做一个大体的介绍,以利于帮助对事故原因的理解。

顾名思义,所谓空投方式核试验,就是使用飞机运载核弹在空中投掷并实施爆炸的一种核试验方式。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投放的两枚原子弹都是采用的这种方式。我国进行的四十多次核试验中有三分之一多也是采用的这种方式。我们习惯通俗地把它叫做“机伞弹”方式。

在空爆试验中,机、伞、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一是空爆核试验降落伞在试验中要保障安全可靠地开伞,保障核弹弹道稳定,使飞机顺利逃离危险区,否则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就无法保证;二是空爆试验时,主要在爆心的西面方向,呈放射状每隔一定距离都修建了核测试工号、房屋、铁路、桥梁、地下工事等,放置了核测试仪器、高速照相机、车辆、舰艇、飞机、坦克、大炮等各种兵器,还有少量的狗、兔、猴等动物组成了效应物群,以检验核弹的爆炸景象、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因此,降落伞带核弹下降弹道必须稳定,才能达到保响、保测试、保效应、保安全的目的。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将核弹吊挂在降落伞上,用以降低核弹下降速度,延长其留空时间(约120秒钟)。待投弹飞机飞离安全后,核弹再按预定程序在设定的高度实现爆炸(通过气压引信装置)。由此可见,在空投核试验中,核弹的爆炸是不受地面(主控站)控制的。

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方法是:在核弹上预装遥测信号发射设备,在核弹爆炸前的特定时间内,按照地面测试系统的需求,向遥测站发送相应的无线信号并传至主控站,主控设备再按预定程序手动或自动发出控制指令,控制测试仪器获取试验成果。由此可见,遥测信号的正常与否至关重要,事关整个测试工作的成败与质量。

现在回头再说核弹与降落伞的结合以及开伞程序情况。承载核爆装置的航弹弹体(包括降落伞伞箱及尾罩)是由三机部制造的。降落伞则是由纺织部520厂制造的,降落伞的尺寸已记不清了,大约在百平方米左右,型号随不同任务也有所变化。有的试验中用波环形伞,有的试验中用导流形伞。伞布的名字好像叫卡布隆,颜色雪白,非常漂亮。诺大的一个降落伞,被叠好放入核弹尾部的伞桶内。伞桶口由装有爆炸螺栓的尾罩锁闭,使其与核弹形成统一的整体。不论投弹训练还是正式试验,其叠伞工作都是由纺织工业部第五二〇厂的专业技术人员在马兰机场完成的。

降落伞的开伞程序大体如下:飞行员按下投弹按钮后,在核弹脱钩的瞬间,装于闭锁伞桶尾罩上的爆炸螺栓即自动爆炸,顺势将伞桶尾罩抛离伞桶,并利用抛射的力量,通过系于伞桶尾罩内沿里的三条绳索拉出引导伞,引导伞又通过连接绳拉出主降落伞,主降落伞通过十二根主伞绳吊挂核弹按预定弹道飘落,待投弹飞机逃离至安全距离时,核弹自动爆炸。

然而在这次试验中,本应连续不断的开伞过程,在第一步就发生了故障。不知什么原因,在伞桶尾罩抛射的瞬间,用于拉出引导伞的三根绳索中有一根意外地断了。致使整个开伞程序(如前所述)无法继续进行,核弹在无降落伞状态下从万米高空直坠地面,酿成重大事故。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那根绳索断裂呢?

这的确是人们困惑而又关注的问题。对此,从现场到马兰,再到天津事故分析总结会议,各有关方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无果而终,不了了之。不过,其中一个说法,我们觉得很有道理。根据对捡回来的变形的降落伞伞桶尾罩分析,尾罩卷曲成椭圆形,是由于打开尾罩的四个爆炸螺栓爆炸力量不均衡,而造成了卷曲变形,变形的尾罩在拉出引导伞时,往里翻卷的金属边缘瞬间割断了伞绳,致使引导伞未能按程序打开,主伞缺少了牵引,也就不可能打开了,所以就造成了氢弹光蛋落地。可三机部与会人员说,光凭那个变形的箱盖来分析原因,证据并不充分,因为,一件再完好的物体从几千米的高空坠下,它能不变形吗?所以,一直到现在,降落伞为什么没能打开始终是个谜。

所幸的是,经过这次事故,使我国核武器的引爆保险系统的可靠性,得到真实的验证:即在非正常情况下,可以保证核弹不会引起核爆炸。

从组织指挥的角度看,尽管在事故初始时间显得有些茫然失措,但从事故处置的全过程来说,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认真听取专家的判断;及时指示投弹机组实施空中观察;迅速派出地面侦察搜寻分队;特别是两次使用直升机实施空中搜寻行动,使得在事故发生后两三小时之内就发现了目标。为事故后续处理工作赢得了宝贵时间,减轻了事故造成的影响。这些也正是能够让组织指挥人员有所欣慰的地方。

715试验已经过去37年了,当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有些细节记得不是那么准确了,但基本事实没有大的出入。

在此,还要特别向九院魏世杰、罗元璞两位先生致敬。在我们撰写此文时才从网络博文得知,是他们两位从马兰星夜奔程,携带阿尔法测量仪赶到现场,连夜测出污染区域,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

今年是邓稼先院长逝世三十周年,谨以此文向曾经参加过21-715核试验事故搜寻和处置的专家、首长及战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沉痛悼念两弹元勋邓稼先院士!

2016818

 

 

 李荣业:原基地司令部作试处副处长

 王方欣:原基地司令部作试处参谋

 不得不说的历史真相——我们所经历的21—715核试验(李荣业  王方欣) - 铁道兵kg7659 - 铁道兵kg7659

马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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